三国真是多英杰。孙策用传国玉玺从袁术处借兵，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占有了江东6郡，并想趁着曹操和袁绍官渡之战机会，欲渡江北袭许昌。许昌可是曹操的大本营，曹操闻言非常惊慌。谋士郭嘉说“策新并江东，所诛皆英豪雄杰，能得人死力者也。然策轻而无备，虽有百万之众，无异于独行中原也。若刺客伏起，一人之敌耳。以吾观之，必死于匹夫之手”。孙策杀了告密自己的许贡，为许贡门客刺杀身受重伤，医生叮嘱不能动怒。后终因杀于吉，旧疮并发不治而亡，终年26岁！
于吉是一个江湖郎中，在江东游医十几年，颇有神医的称号。医治病人，万般灵验；求符问占，通灵神气；所到之处广施符水，深受百姓爱戴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孙策却非要取他性命？孙策游访民间，初遇于吉到来。百姓皆跪，孙策大怒：“我乃江东孙策，为何没人向我下跪？真气煞我也！”由此可见，于吉乃是无意中触犯了孙策的权威。作为管理人员，在工作中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下属承认自己的地位，乐于接受自己的指令，并遵照执行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管理者的领导权威。对皇帝而言，就是皇权。孙策虽然不是皇帝，但是也至少已经是江东6郡的统领，一方的霸主，而且，早有逐鹿中原，一统天下的宏图壮志，岂可让人随意侵犯权威。
自西汉董仲舒
而且我们看到，于吉神化的影响力之深，不仅广得民心，受百姓跪拜；更盛行于宫廷内院，国太听闻亲往探询；在孙策病时，庭中满挂仙符；甚至在孙策开军事大会时，一听于吉经过，诸兵将都欲往拜之。作为一个管理者深明权威遭遇威胁所带来的影响：“连偶等带兵之将也为迷住，如此下去，谁还跟我打天下。” “大业未成、天下未定。文臣震服、武将破胆、百姓兵士皆有畏惧之色。”最终将人心散涣、将令不通，权威皆失。用黎叔的话说就是人心散了，不好管了。 及至孙策欲杀于吉，众将联名取保，甚至国太亲自说情。这时候，孙策真的是孤家寡人，可见，维护权威的困难。孙策最终拔剑刺杀于吉，为孙权扫平道路。
在古代帝王中，为了维护皇权，可谓是费尽心机！每改朝换代一次，就是一部维护和提升皇权的进展史。统治者们都会从先朝的兴亡和自身的发迹出发，来重新考虑本朝的制度建设。粗略的了解下，对管理权威的建立维护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。
为维护皇权，帝王们首先做的是集权于一身。历代帝王绞尽脑汁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和对整个权力系统的支配能力，而且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，这种集权的趋势就表现得越发明显，甚至达到了朱熹所说的“兵也收了，财也收了，赏罚刑政一切收了”的地步！宋高祖赵匡胤本身是“陈桥兵变”黄袍加身的人，深明“兵骄则逐帅，帅强则叛上”的闹剧，政治上建立了一套“三权分立”的新制度，将过去由宰相统一掌管的行政、军政、财政三大权力分开，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隶属的三大部分构成：中书省（管理行政）、枢密院（管理军政）和三司（管理财政）。军事上确立了“皇帝—枢密院—三衙”的统兵体制。枢密院虽有调兵权，却没有管辖权；三衙虽有管辖权，却没有调兵权；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，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。杯酒释兵权，避免类似的黄袍加身事件。
其次，思想上的愚民和一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焚书坑儒，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争鸣演变成封建专制，开创了2000多年的愚民时代，妄图把老百姓的思想象宦官一样的阉割掉。西汉时期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 开始为知识分子画了一个圈圈，形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；及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以及明清的“八股取士”，专制皇权竭力打造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，然后以此为基础，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，把天下知识分子都纳入这一制度内，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们的魔爪！
最后，赏赐笼络、严刑酷法。赏赐笼络固然是一个办法，但还不够，有时甚至行不通，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“无底洞”，永远也填不满；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赏太多，还可能反过来威胁皇权，甚至会出现“奴大欺主”的现象。 所以，在皇权社会里，专制帝王们经常交替使用赏、罚二柄，胡萝卜和大棒并用，恩威并施。在很多帝王看来，刑罚甚至比赏赐更重要、更容易见效，因为赏赐只能诱导、激励臣下，诱使臣下为皇帝效力；而刑罚则是威慑、胁迫臣下，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，不得不为皇帝卖命。
